補壹刀:就是這個人,把中國歷史定格在5000年前

作者:補壹刀 文/李小飛刀


從現在往前推100多年,倫敦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有個叫拉克伯里的,因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,自己憋著研究,在1894年,出版了一本叫做《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》的書。


在這本書里,拉克伯里說了一個故事:時間大概是在公元前2282年,兩河流域有個國王叫Nakhunte的,率領巴克族翻越昆侖山,來到中國西北部的黃河上游,經過征戰兼并,最終奠定了中國歷史的基礎。


這個Nakhunte又被稱做NaiHwangti,拉克伯里說他就是軒轅皇帝,而巴克族是“百姓”的轉音。這樣說起來,中華民族是中國這塊大地上的外來戶,中華文明是拷貝古巴比倫文明的山寨貨。


這種驚世駭俗的“研究”,現在大部分人只會把它當笑話看,但在那個時候,它作為“中國人種西來說”的正宗學術“成果”,居然在世界上有了影響。日本人如獲至寶,趕緊把它寫進了《支那文明史》里。而當時中國像章太炎、劉師培這樣的大家以及宋教仁這樣的政治人物,也都支持這種看法。


西方人為什么這么想把中華文明起源往西方扯呢?


根據《圣經》記載,上帝創世于公元前4000年。可是中國人不是老說自己上下5000年么?這多出1000年去可怎么算?當時的西方傳教士就拼命想辦法給中國歷史“減肥”,他們的出發點雖然荒誕不經,但這種思路延續了下來。


那為什么章太炎、劉師培也支持這種說法呢?


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,如果能跟西方攀上親戚,“黃白同源”,也就證明中國人種從根子上也是“文明”的了。


可憐啊!


歷史從來不是歷史,它也是現實。如果不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考古學證據,把中華文明的源頭牢牢釘死在5000年前,我們民族就可能是被哪個西方學者隨意“研究”出來的“阿依土鱉”國王的后代,我們民族自信的底氣就不夠硬。


而做到這一點的,是一個只活了28歲的年輕人。


他不是名人,名字用搜狗輸入法都打不出聯想,但他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。


他在1936年、1937年那個中華民族最為危難的年代,以一己之力首先發現了良渚文化,把中華文明的起源推至5300年左右。


他叫施昕更,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記住這個名字。


國破山河在


1911年,清王朝已經只剩出氣沒有進氣的時候,施昕更出生在浙江省余杭縣良渚鎮一個小商人家庭。因為家里攤上了官司,到13歲的時候,已經供不起他讀書了。校長見他勤奮好學,多次上門勸說,說服其父,借錢送他到杭州貢院讀初中。


施昕更深知學習機會來之不易,所以更加努力學習。1926年中學畢業后,考入浙江省立高級工業學校藝徒班,半工半讀。


1929年,浙江省舉辦了規模盛大的杭州西湖臨時博覽會。剛畢業不久的施昕更經人推薦,擔任了歷史展廳的講解師,期間,他接觸了許多文物和礦物標本,眼界大開。正好當時的浙江省政府想利用西湖博覽會的展品,成立永久性的文化機構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,而施昕更因為在西博會工作出色,得以進入博物館任自然科學部地址礦產組助理干事。


在此后的5、6年間,施昕更潛心研究地質學。到了1936這一年,施昕更參加了杭州古蕩遺址的發掘工作,在對出土的石器進行整理時,發現有幾樣看上去很熟悉,尤其是一種長方形有孔的石斧,跟老家良渚一帶盜洞邊散落的器物非常相似。


他隱隱覺得,古蕩與良渚之間應該有莫大的聯系,于是回到良渚兩次進行調查。在一天傍晚,從安溪岳母家回來途經一條沿山小路時候,他撿到了一塊黑色陶片,覺得跟別的陶片不同。第二天再去實地考察,發現這一帶散落的陶片極多,分布又呈現明顯的小區域,好像有先民居住的痕跡。


施昕更繼續調查,終于在1936年的11月3日這一天,于一個狹長型的干涸池底,發現了幾片黑色有光的陶片。后來的研究證明,這幾塊陶片,就是發現良渚文明的開始。


但施昕更當時還不知道他有了多么重大的發現。他拿著陶片向館長請教,館長鼓勵他繼續發掘,說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


這樣,從1936年底開始,施昕更在寒冬里以最低的經費,極少的人力獨立負責了三次發掘工作。


在那個有政府等于沒政府的年代,想做一件這樣有開創性質的工作有多難?施昕更的發掘工作在當地引起震動,一些不明就里的農民以為他在盜墓“自肥”,對發掘工作橫加阻攔,還有的合伙乘夜私盜,毀壞了不少農田,這些都被算在施昕更頭上。


首次發掘有所收獲之后,良渚的黑陶在杭州古玩市場上賣價飆升十倍,古玩商人唆使村民挖掘出售,盜墓之風更加盛行,施昕更本來計劃做長期研究,考慮到局面已經無法控制,只能趕緊做了搶救性發掘。


這三次發掘取得了重大成果,施昕更于是給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寫信,在梁的鼓勵下,將發掘所獲將以整理。施昕更沒有經過科班訓練,沒有專業考古知識,就是憑著一股勁,把全部精力投入其中,從室內整理、撰寫報告到繪制圖幅,差不多全由他一個人來做。


經過半年時間,報告完成,主題為《良渚》,副題為《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初步報告》。


然而正準備交付印廠付印的時候,國難來了。


1937年7月7日,盧溝橋事變爆發,8月13日,淞滬會戰爆發,11月5日,日軍在杭州灣登陸, 11月24日,吳興淪陷,12月13日,南京淪陷,日軍分三路南下進攻杭州,12月24日,日軍攻入杭州市區,杭州淪陷。


僅僅1個半月時間,浙江1市17縣大片土地盡喪敵手。


日軍給浙江帶來了深重的苦難,1937年11月5日登陸當天,日軍屠殺金塘村民263人,19日攻陷南潯,屠殺400余人,24日攻陷吳興,屠殺300余人,12月24日杭州淪陷,日軍入城“自由行動”三天,屠殺杭州市民4000多人,700名婦女被奸淫致死,3700多家房屋被燒毀。


杭州失陷,屠殺未止。1938年3月4日,日軍田中有朋大隊包圍余杭縣午潮山,將避難于此的婦女老幼用刺刀相逼、集中起來,把男人押到院子里跪在地上,用重機槍掃射,屠殺400多人。3月26日,日軍再次掃蕩余杭與吳興,屠殺585人。


除了屠殺,日軍還在浙江先后三次大規模使用細菌戰,混雜使用包括鼠疫、霍亂、傷寒、痢疾、白喉、炭疽等細菌,波及7市30個縣,每攻下一處要撤退的時候,或者在村中水井投下細菌,或者強逼戰俘吃下帶有細菌的事物,有拒絕使用的戰俘就活活燒死或者槍殺。受此所害的中國百姓,不計其數。


這樣深重的國難前,哪還有文化人容身的地方,日軍登陸杭州灣后,博物館內遷浙南,杭州淪陷,《良渚》付印中斷,原稿中有部分內容丟失,施昕更邊走邊對報告內容進行補充、撰寫、整理,幾經周折,終于在1938年付印問世。


報告一經發表,立即引發學界關注。而此時的施昕更已在館長推薦下,投筆從戎,到溫州瑞安縣擔任抗日自衛會秘書。不幸因工作辛苦、積勞成疾,于1934年4月患病入院,在缺醫少藥的情況下,溘然長逝,年僅28歲。


同樣令人痛心的是,施昕更費勁辛苦發現的許多文物或因來不及搬遷而毀于戰火,或在輾轉過程中散落遺失了。


春生草木深


翻開施昕更的《良渚》,我們會發現,這不僅僅是一篇專業的考古學報告,而蘊含了他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,他何以對良渚傾注心血的原因,以及他的心志。


他問了一個問題。


“我們上古的祖先,堅忍的開辟了這廣袤的土地,創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,我們今日追溯過去,應當如何兢兢業業的延續我們民族的生命與光榮的文化呢?”




他認為,自己要通過發掘和研究古跡這種方式,宣揚古代文化,來“健全民族的意識,而發生愛護鄉土的觀念”,激勵更多的人將中國文化“發揚而光大之”。


而探究的方法,不是扎到故紙堆里去,而是走向實踐探索,因為“當此世界學術潮流,一日千里,‘落伍者’,恥辱名詞也。欲洗刷之,則形式皮毛不為功,空口大言不奏效(所謂學術救國等),非至實際之陣線努力不可。”


因為日寇在淪陷區大肆推行奴化教育,宣揚“同文同種”、“中日提攜”,因此施昕更抱定的決心,是“除了軍事上的戰爭,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上都要進行戰爭”。


在很大程度上,施昕更把他深沉的愿望,寄托在這份報告上,最后的署名,特意標注于他參與抗日的瑞安縣,他寫道,“這份報告,跟隨作者同樣的命運,經歷了許多困苦的歷程……不過科學工作人員必須以最后一課的精神,在烽火連天中繼續我們的工作。”


在報告序言的最后,施昕更希望,有一天等到第二次良渚發掘的時候,他也能在“在焦土瓦堆中,找出敵人暴行的證據,同胞血和淚的遺體,供世界正義的批判。”


可惜,他既沒有看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,也沒有看到他的研究光大的那一天,到現在,我們也不知道他死后葬在哪里。


但他的研究在戰火中活了下來。


1959年,夏鼐先生依照按發現地點命名的考古慣例,正式提出“良渚文化”。


1973年,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發掘,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、玉鉞、玉璧等玉禮器,將長期被視為“周漢古玉”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標。


玉琮象征神權、玉鉞象征軍權、玉璧象征王權,這說明良渚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禮制文化,不是蠻荒的史前文明,是文明的社會。


在此基礎上,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、瓶窯一帶相繼發現了反山顯貴者墓地,瑤山、匯觀山祭壇與墓地,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,塘山“土垣”等大型遺址,以及一大批良渚時期的村落遺址和墓地。


2007年,考古學家又發現以莫角山宮殿為中心的四周還有一圈環繞的城墻。這個大發現標志著良渚文明的確立。


2015年,經多方調查發掘和分析,相關部門確認在良渚古城外圍的北面和西面, 存在著一個由11條壩體共同構成的古代水利系統。


這是世界上最早、規模最大的水利系統, 也是迄今為止被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攔洪水壩系統。專家通過測算發現,其可抵御該地區百年一遇的洪水。


大型水利設施往往涉及復雜的組織機構、人員管理和社會動員,如果沒有較高的經濟文化水平,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。


2019年7月6日,中國良渚古城遺址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,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國際社會認可。


這是屬于歷史的蝴蝶效應吧,誰能想到,一個小小博物館助理在干涸池底的努力,70年后震蕩出這樣的聲響。


在人類文明的長河里,多少帝國王朝遠去了,而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存續至今的原因,除了復雜的內外緣由,還因為我們幸運地擁有許許多多像施昕更這樣默默無聞的人,他們在最危難的年月,把中華文明的火種護在心口,為它而死去。


在《良渚》報告的序言里,施昕更寫道:“中國絕對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的,歷史明明告訴我們,正因為有淵源悠久、博大堅強的文化,所以我們生存在這艱巨偉大的時代,更要以最大的努力來維護來保存我國固有的文化,不使毀損厘毫,才可以使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堅定不拔的信心。”


文中圖片來自網絡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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